外来人员子女能否在流入地上高中、考大学，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。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日前在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鼓励各地出台外来人员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的政策，教育部将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(3月29日《北京晨报》)。

　　为表述方便，笔者仍采用此前媒体约定俗成的说法，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称做“异地高考”(这种“异地高考”不是指“高考移民”)。推行“异地高考”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无须赘述，这是无数外来人员及其子女望眼欲穿之事，也是在人口频繁流动社会大背景下必须破解的一个难题。笔者认为，正因为其难，所以推行“异地高考”不能仅靠各地自觉行动。

　　难在哪里?难在利益调整。外来人员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，势必“分享”流入地户籍考生上大学、上好大学的权益。基于户籍壁垒未破、地域歧视仍不时大行其道的社会现实，推行“异地高考”势必会遭到很多户籍居民的反对，进而影响地方政府的决策。有多少地方政府愿意逆户籍居民的意志而动，力排众议在本地推行“异地高考”呢?显然不容乐观。

　　教育部当然可以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，最重要的支持政策无非是给予实行“异地高考”的地方更多的高考招生名额，但增加多少招生名额合适，这又是一个难题。要知道，目前我国各地高考招生名额分配本来就不均衡，高考录取比例相差巨大，总体而言，越是经济较发达省份的外来人口越多，而这些省份目前的高考录取比例也比较高，比如北京、上海的高考录取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推行“异地高考”之后，如果再给予这些地方更多的招生名额，那么其录取比例仍然较高，高考录取的公平性问题不仅没有解决，而且会吸引更多外来人员子女在这些地方参加高考，“异地高考”将可能引发“高考移民”问题，两个问题混杂在一起，无疑更加难以解决。

　　推行“异地高考”不能仅靠各地自觉行动，这里面包括两层意思:其一，推行“异地高考”需要一个较为明确的路线图，是采取“异地借考”的方式(外来人员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，在原籍参加录取)还是采取“异地高考”的方式，哪些外来人员子女可以在流入地参加高考，是以“居住证十学籍”为据还是以“纳税证明十学籍”为据，高考招生名额又将相应作出怎样的调整，各高校将怎样配合录取名额的调整，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予以明确，以便让各地有目标可循。其二，推行“异地高考”需要一个较为明确的时间表，到了预定的时间，就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。没有强制推行，“异地高考”不可能变成各地的自觉行动，而给出较为明确的时间表，有利于各地未雨绸缪，早计划、早安排。

　　正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所言，解决“异地高考”问题，涉及全国范围内的高考组织、录取资源调配，应该是国家层面的教改，不宜由各地自行其是。已启动“异地高考”试点的重庆有关负责人称，他们至今没有具体方案，这“需要教育部在全国层面统筹安排”。“异地高考”问题讨论了这么久，至今没有一个较为明确的实施方案和时间表，一直停留于“口水”层面，这是令人遗憾的。教育部应该有所担当，而不能总是指望各地自行摸索、出台相关政策。

　　在某种意义上，推行“异地高考”是一个契机，一个实现高考平权的契机。眼下，由于各地高考录取比例严重不均衡，各地考生上大学、上好大学的权利实际上是不平等的，而推行“异地高考”的一个重要前提，应该是均衡各地高考录取比例，否则“异地高考”就难以顺利推行。换言之，推行“异地高考”将会对高考录取比例均衡化起到“倒逼”作用，高考录取比例长期失衡这个问题，将有望借助“异地高考”之东风逐步得以破解。尽管难度很大，决非一日之功，但我们对此寄予期待。